法律信仰论与国家主义的结合，必然要求法律实证主义在制度层面的设计、实施以及权力技术的推行。
二人又向州高等法院提起再抗告。⑸ 就与本主题有直接关系的遗嘱的有效性而言，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他姐妹提出要继承哥哥的遗产，在形式上这是可以的，是合法的，但是在实体上是不合理的，是不应该予以支持的，概述之，理由有三：第一，被继承人将他的情妇指定为继承人，排斥了他的姐妹的继承权，并不违反《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1款所规定的善良风俗，即不因违反善良风俗而无效。
然而，人们以为大前提是可以选择的，可先对大前提进行价值权衡，即权衡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与遗嘱自由谁具有优先性，权衡的结果可能是A，也可能是B，接下来再推出结论，这就是所谓"实质推理"。就可验证的后两者而言，据报道，1998年他们生育一女儿。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法院应根据具体案情,寻求法外标准,依据多数原则,进行价值评价,采用地方性观念和据以个人经验,分五步对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具体化。一审后，原告张学英向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被驳回，理由同一审判决。运用多数原则并不是放弃价值评价，不能一概以多数的为正当的。
而本案被告蒋伦芳忠实于夫妻感情，且在遗赠人黄永彬患肝癌病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间，一直对其护理照顾，履行了夫妻扶助的义务，遗赠人黄永彬却无视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德，漠视其结发夫妻的忠实与扶助，侵犯了蒋伦芳的合法权益，对蒋伦芳造成精神上的损害，在分割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本应对蒋伦芳进行损害赔偿，但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张学英，实质上损害了被告蒋伦芳依法享有的合法的财产继承权，违反了公序良俗，破坏了社会风气。如果察看动机，就使行为与法律行为具有因果联系，因为法律行为的动机常源于行为。" 总体上看，当代所兴起的法律论证理论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论证理论不回避实在法的实践问题。
它将揭示这个要求必然与法相关联。在法律论证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德国当代法学家、基尔大学法哲学与公法学教授罗伯特o阿列克西（Robert Alexy，1945- ）的贡献无疑是独特的，其理论是任何想从事法律论证理论研究的人都无法绕开的高地。那么，到底什么是论题学呢？有学者从3个方面对此加以解释：（1）前提寻求之技术。第二，每一个时代有各时代的法学思考者和法律解释者，这些思考者和解释者的经验和知识的前提、其所依赖的语言和思想情境各有不同，这就可能使他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方式及运用的话语体系存在差异。
假如我们说，法律体系是一个如同几何学或代数式的公理体系（axiomatics system），就像潘德克顿之概念法学家（如B. 温特沙伊德）那样把法律的应用简单地视为概念、命题之数学演算，那么这样的法学就是"公理取向"的。这种以问题（论题）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对于当代法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3）司法定向的法学理论。这一点必须在第四步加以解释，其在法律制度的不同层面上讨论现实的或制度化的法与理想的或可论辩的法之间的关系。……第二步研究作为实践正确性理论的论辩理论。" 对此，某些学者致力于探究法律渊源的有效性问题，另一些学者企图用现代符号逻辑的工具来重构形式论证的模型，还有一些学者追求对论证类型进行分类和排序。
相反，它将抽象法学理论的视角从法律形而上学的玄思转向对实在法问题、尤其是司法判决问题的研究。关键词：法律家的法哲学|法律教义学|司法定向的法学理论|法律论证理论|明希豪森-三重困境 一、抽象法学理论发展的知识图景与利益-兴趣定向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法学。而我们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的事件和现象若从不同的角度来判断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毋宁是亦此亦彼的，不是条分缕析的，毋宁是充满矛盾、充满紧张关系、充满悖论的，其中存在着用理性的计算除不尽的余数。最终走出这三重困境，在实在法秩序的框架内是不可能的。
（2）立法定向的法学理论。法律家与专业外的法律思考者之区别在于他们始终不能完全游离于各个时代发生效力的实在法。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那些潜伏在法律解释中的评价性的、规范-目的论的和法律政策性的因素：一个没有判断和评价的法律既不是实践的，也不是现实的。但另一方面，这种理论本身亦愈来愈不切实际，愈来愈不及物，因而也愈来愈晦涩难懂，愈来愈不像是法律的理论：它们有时像脱缰的野马力图冲出实在法的藩篱，绝尘而去。
有了这个通过成文法典之质料表达的体系，法官们只要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来操作适用规则、概念，就可以得出解决一切法律问题的答案。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律论证的研究包括更为广泛的话题、进路、观念和原则，涉及的领域有法学理论、立法程序、法律过程、法官裁决程序等。但事实上，愈来愈多的法学家们发现，法律体系本身不可能如概念法学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公理体系，毋宁说它是论题取向的。一般的知识人若不懂得法律的专业知识，那他们对法律的学问就只能止步于隔窗窥室，而法学外的法学要经由此一知识厅堂建造法律体系的大厦，并且实际地影响政治-法律制度的建构则无异于痴人说梦。民主宪政国家之论辩理论将提供这样一种理论。该法学运用一套法律家创制的法律语言，沿用来自法律家经验的解释方法，完成法律实务之问题解答，以追求实践-技术的知识之旨趣。
反过来说，实在法均具有"暂时性"和文化多元的特质。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以"实践哲学的复归"（Rehabiterung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为特征的哲学和法哲学运动逐渐获得了它的影响力。
在理论范式上，法律论证理论属于"主体间的理论"，由主体对客体（法律）关系的思辩转换为"主体-主体"的理解和沟通，从法律实践的角度来达成对法律之真理问题的共识。当然，这种政策定向的法学理论由于统治者政策的改变而随时可能丧失其解释力，其所遗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没有解释的问题或带有特定时代官方话语印记的空洞术语，人们很难在其中寻求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贡献，反而可能发现其对抽象的法学理论所带来的"词的暴力"现象或造成法学之学术品格的损害。
德国法学家特奥多尔o菲韦格（Theodor Viehweg，1907-1988）于1953年出版《论题学和法学》（Topik und Jurisprudenz），主张法学应当在论题学意义上来理解，最早提出法学的"论题取向"。他于1978年出版的《法律论证理论》，系其进入学界的成名之作，也是其后来有关基本权利、法与道德之关系、规范理论和正义论研究的奠基性作品。
他甚至断言：任何实在法的立法，哪怕准备一千年，也难逃导致漏洞、矛盾、晦涩、歧义的厄运。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立法者的任务是表述清晰而不模糊的规范，而法官仅仅是机械地适用法律的机器，其职责是将这些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或者说把案件的事实"涵摄"（subsume）在一般法律规则之下。这一方面可能使实在法确保其有效性在形式上的解释力，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之误入"权力的拜物教"的泥淖：实在法有时会完全成为统治者玩弄专横意志的工具。于是，法官就具有了更广泛的权力：他们拥有了一定的解释规则的余地，甚至可能对现行的法律进行续造（fortbilden）。
法律家们认为，法律是一个内含多样性而又具有意义整体的有机体系，该体系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建构的"概念金字塔"（Begriffspyramide）。于是，有些人以官方法律家自居，收敛起理论批判的锋芒，将全部的注意力和学术兴趣置于对官方现行政策及意图的说明和诠释，力图将政治与政策学术化、知识化。
应该承认，在历史上，法律知识与其他知识体系的阻隔既限制了法律家的视野，也导致法学外的知识人思考的偏狭。在阿列克西看来，法律论证总是与一定的证立程序相关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自己的论证（论辩）理论称为一种"实践正确性的程序理论"（a procedural theory of practical correctness）。
J. 拉兹（J. Raz）的《实践理性与规范》（1975年）、《实践推理》（1978年）和N. 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的《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1978年）、《制度法论》（1986年，与魏因伯格合著）等著作，是这一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他们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判断和想象完全流于无效，那么他们就必须用所谓理性、冷静、刚性的"法言法语"包裹起这种判断和想象，按照"法律共同体"之专业技术的要求，来逻辑地表达为法律共同体甚或整个社会均予认可的意见和问题解决的办法。
它强调，论证的理性（合理性）取决于讨论的程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可接受性之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应当说，在法哲学和法学方法论领域，战后法学家们有关"疑难案件"（如"告密者案件"、"柏林墙射手案件"等）所引发的理论论争为抽象法学理论续造生命活力做出了贡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1）政策定向的法学理论。c）实在法律规则（规范）存在规定上的漏洞，即：现实中发生的案件没有任何事先有效的法律规则（规范）加以调整。
在过去数十年间，法律论证的研究不仅在论证理论、法的理论、法律学和法哲学中，而且在也在大学和法学院有关法律推理的课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再加上法律不能避免价值评判或道德评价，所以法律论证的前提不可能是现有法律的命题或毋庸置疑的公理，而是有待确证的论题。
因为所谓法律的合理性和正确性（Richtigkeit）最终都要通过法律决定（或主张）的"可接受性"体现出来，那么法律的证成过程就变成了由众多的交谈者参与对话、商谈或论辩来相互说服、最终达成对法律的共识过程。二、返观实在法：抽象法学理论面临的选择 上已述及，职业法律家在处理法律问题上的方式是独特的。
这构成了19世纪以后的法哲学或法理学发展的知识图景。文化多元表明实在法的民众信仰基础的分化和在价值追求上的多目标化，即使对待同一时代的实在法，民众对其确信和内心接受的差异也将导致实在法之合法性的危机和实在法实效的丧失或式微。
